卡尔维诺写《树上的男爵》到底在写什么

其实这是一部很简单的小书，但又是一个关于决裂、孤独、战争、爱情失败、理想求而不得，甚至主角最后死翘翘的故事。 读起来一点也不“动人”——读者很难有很大的情绪波动。 情节简洁到一句话能说完（一个男孩子有一天突然决定上树，之后他就在树上过完了一生），人物扁平到几乎二维了（严肃的爸爸刻板的妈，疯癫的姐姐乖乖的弟），诸如托尔斯泰的小说所遵循的那种“感人故事+深刻主题”的小说创作模式，到了卡尔维诺这里，几乎变成了一则似乎毫无意义的童话。 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一丝疑问：卡尔维诺到底想说什么？

卡尔维诺谈过他自己的文学观：“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，是寻求轻松，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。”换而言之，他追求的是以文学上的“轻”来反衬生活的“重”。

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“轻”是如何展现的吧。

首先，是语言上的“轻”： 书上有几位传奇的人生故事，一个神父，开篇第一章其实就说他之所以成为隆多家的食客和家庭教师，是因为他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。这句话轻描淡写，很快就飘过去了。他寡言少语，神志恍惚，一个无足轻重、可爱可笑的小角色。但是当我们读到后来，看到神父的结局，他的房间被查抄，人被带走，在监狱和修道院度过风烛残年。卡尔维诺不给我们反应时间，马上笔锋一转就讲柯希莫是如何在树上学习和劳动的，飞快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。可是等一等，仔细想一想，一个曾经朝夕相处的家庭教师，某一天被警察带走终生监禁，从此不复相见。放在任何一本通俗小说里，这都是值得写半本书的体量吧？

好，如果说神父的故事还不够惊悚，我们再看看大强盗贾恩的故事如何？贾恩的故事只有短短一章，却进展飞快，从传说到相遇，从迷上读书到走上绞刑架。整一章仿佛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。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童话的当代读者来说，可以说大强盗一出场，我们就等着他上刑了，但是因为迷恋小说而在犯罪时恍惚从而被捕，这还是太过于奇幻了一点。而柯希莫是全程围观贾恩的行刑的，他告诉了贾恩故事的结局之后就一句话也没说，死亡的冲击力只供他在乌鸦来啄食贾恩尸体的时候挥挥帽子。

律师骑士的故事就更奇幻了，我们只留心一下烧炭工人和海盗们的肉搏这一段：“对付弯刀，没有比铁铲更好的家伙了。当！当！那些摩洛哥大刀的刃全部变成了锯齿。……最机灵的烧炭工用铁铲敲这些匪首的脑袋，把他们打昏之后摘取枪支。只是脑袋上裹着缠头巾，敲上去像是拍枕头似的。更好的办法是用膝盖撞其上腹部，因为他们露着肚脐眼。”不好笑吗？烧炭工人用铁铲敲完了大刀敲枕头，而肚脐眼是海盗的破绽。任何一个孩子听到这里都会哈哈大笑，那么轻松那么搞笑的故事，结局却给了我们一颗叔叔的头颅。

乘坐卡尔维诺的语言飞船，犹如在游乐场乘坐丛林过山车，总是在你以为前路太平时来个俯直冲，在你被声光电吸引注意时做点小动作，在你意满离时杀个回马枪。 这种语言上的轻盈，离不开另一个因素——视角的纯真。 一开始，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使用弟弟彼亚乔的视角，这个视角明明受限，卡尔维诺却又突破这种限制，为什么不索性就用上帝视角，这样明明更合理。但是当我细数每个“大人”的死亡时，一些梦幻的小东西出现了： 神父——蝴蝶 贾恩——小说 律师骑士——扎伊拉 父亲——蜜蜂 母亲——泡泡 这些小东西粉饰了死亡的沉重，把穿插在柯希莫和彼亚乔两人生命中的“大人们”的离去，简化到童稚的程度，仿佛麦兜妈妈讲的睡前故事：“从前有个小朋友他早睡晚起，后来他死了。”

而叙事逻辑上的轻盈则表现在重现了经典童话里的三段式：离家——考验——回归，柯希莫的故事就是：上树——生活——飞走。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怀疑彼亚乔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上树的哥哥，就是因为他太概念化了，太传奇性了。 好了，我们已经从语言、视角、逻辑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个故事的“轻”，这种“轻”使得我们和作品之间产生了距离，一如曹操率80万大军打赤壁之战，大败而归，死者甚众，我们说起这些来口沫横飞，全然不顾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

那这些，就是卡尔维诺真正想写的东西吗？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卡尔维诺于1923年10月15日出生，他是一生追求平衡的天秤座！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我支持轻，并不是说我忽视重。”“分量轻，表明现在我把分量轻摆在什么位置上，将来我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在他谈到 “ 轻 ” 这个意象时，是把它放在了一个 “ 重” 的背景当中来思考的。正如画画的同学们都知道，如果想要表现一个东西亮，正确的做法不是拼命上高光，而是加深暗处，有对比才有明亮之感。

从表面上来看，借助语言风格、童话叙事，使得整本小说大体上轻松且妙趣横生，洋溢着一种轻盈。但往往背景越模糊的故事，越是说明它涵盖的可能是所有人类历史的背景，它探讨是一种永恒的主题，它面对的是所有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这种主题的沉重性犹如卡尔维诺自己说的“仿佛谁都没能躲开美杜莎那残酷的目光。”在面对一个即将石化的世界时，以一种灵活、轻盈的姿态，安然走到美杜莎身边，不拒绝与妖魔鬼怪共处，而是换一个角度，平衡沉重，穿透沉重。

树上的生活越是轻盈，树下的生活就越是沉重。

简单以姐姐巴蒂斯塔的故事线为例，姐姐是挺疯的，但我还想问一句，姐姐是唯一的疯子吗？

姐姐作为一名贵族少女，在书中其实也有别的角色可以做对照，最典型的，薇莪拉难道不是另一种疯子吗？母亲，一个曾经的贵族少女，沉迷军事荣耀，难道不算疯吗？乌苏拉，听起来是最正常的角色了，但是这是与柯希莫比起来的正常，在她的家族世界看来，她想要和一个树上的“猴子”长相厮守，并且最后有可能死在了修道院，这难道不算疯吗？更不要说柯希莫的那些风流韵事，五雀橡树的由来，这些女人，这些贵妇人，不算疯吗？ 如果树下全都是疯子，那这里的土壤一定有毒，柯希莫和彼亚乔是男孩子，尚且受到严格的家庭管束，可想而知，巴蒂斯塔这个家庭唯一的女孩子，在童年时期，因为父亲与邻里的交恶，母亲从不社交，一定没有同龄玩伴，她又是如何在这个扭曲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。她内心的痛苦全都借由黑暗料理和对人对物的残酷行径体现出来。柯希莫如果不上树，他也会和巴蒂斯塔一样变成疯子，而正是因为他上树，家庭炮火的焦点转移到他的身上，“保护”了彼亚乔得以平和平静地长大，变成了婚后搬回城堡住，并且拥有戴白色假发的家仆的“理所应当”的贵族。

再往下挖呢？流亡的西班牙人、法国大革命、一支一支驶来的军队、共济会、什一税、拿破仑、那些仅仅提了一嘴的东西呢？世界一直没有太平，一直有人在流血和死亡。“地下”的残酷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压力和逻辑背景。我们能感觉到它，就像孩子们听童话时，能感觉到蓝胡子秘密房间的存在。

就是这样，卡尔维诺 精描细写树上的风景，轻描淡写树下的人群，随口一提时代的背景。 他用这种方法使《树上的男爵》这本书避免了沦为简单的政治的寓言或无聊的悲情小说。他邀请我们先被趣味吸引，再被思想震撼。

那么回到开头的提问，卡尔维诺到底想说什么？ 这部小说写于1956年到1957年，当时意共的文艺导向要求作家在作品中融入意识形态，卡尔维诺不赞成，于1957年退党。他说：“我们成长在那个悲剧的时代里，因此，我们急于为那个时代的命运写作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文学不应当与政治混合，这个问题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清楚。”他不想为政治写作，也不愿为时代写作，那么他想写的是面向未来的——我们，他可能在提醒我们—— 现实世界已经非常无趣了，相同的城市、相同的街道、相同的衣服、相同的人群、相同的想法。我们早已麻木不仁，不信你问问自己：走在街上，知道路上有树，是什么树？是“不知名”的树；有花，是什么花？是“不知名”的花；有鸟叫声，是“不知道什么鸟——可能是麻雀吧？” 反正我是没有细细分辨过什么是橡树，什么是栎树，橄榄木和无花果木有什么区别，从来没有想过白鹬是什么鸟，山鹑的叫声如何。卡尔维诺明明在花鸟鱼虫的事上一点没撒谎，他细细描摹了树枝、树叶、树的纹理、树的脉络、树上的各种声响，但我们却反而感受不到真实——因为我们心里没有那棵真实的树。

所以随柯希莫上树吧，生活在树上，与真实的、质朴的自然生活在一起，与大地保持一定距离，却深深热爱它，灵魂就让它升入空中。

花园连线

• 参见 另一种从人群里退出去的方式：局外人：一个拒绝「自动导航」的人
• 参见 本文收录于 无事忙：文学重读笔记